中國政府正在促進「共同富裕」與建構「三次分配」

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於8月17日召開，主軸定為研究促進「共同富裕」，研究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做好金融穩定發展工作問題。

習近平在會議上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重要特徵，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援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共同富裕」在2020年中國宣布成功脫貧後廣泛出現，過去4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讓部分人擺脫貧困，但貧富差距仍大，疫情爆發後中國上層階級收入幾乎沒有影響，但下層階級工資不僅停滯不前，甚至還出現下降。中國官方對於緩解貧富差距，作法包括加大稅收、社保與移轉支付等政策力度與精準度，近來更加大力度監管大型私人企業，防止企業將資產移往海外。

7月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後隨即遭到網路安全審查，中國網信辦接著公布〔網路安全審查辦法〕，要求擁有超過100萬個用戶個人信息的企業赴海外上市，必須向主管機關申報網路安全審查。

這次會議也提出「三次分配」，” 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是由市場依據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藉由公平原則透過稅收、社保支出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作用下透過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三次分配」於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明確第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確立慈善等公益事業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意味個人與企業受到道德感召，把一部分收入捐贈出去，近來中國官方相關政策，似乎有引導企業進行慈善行動。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2021-08-17 22:12 來源： 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8月17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習近平8月17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研究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做好金融穩定發展工作問題。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關係發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範化解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王滬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韓正出席會議。

會議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央農辦關於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問題的彙報，聽取了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於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做好金融穩定發展工作問題的彙報。

會議指出，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會議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時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准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會議強調，要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強化行業發展的協調性，支援中小企業發展。要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抓住重點、精准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要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兜底救助體系、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要清理規範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要保護產權和智慧財產權，保護合法致富，促進各類資本規範健康發展。要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強促進共同富裕輿論引導，為促進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輿論環境。要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

會議指出，黨的十九大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幾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國務院金融委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准拆彈”的基本方針推進工作，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有力維護了國家經濟金融穩定和人民財產安全。

會議強調，確保經濟金融大局穩定，意義十分重大。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系統觀念，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範化解工作。要夯實金融穩定的基礎，處理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係，鞏固經濟恢復向好勢頭，以經濟高品質發展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止在處置其他領域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金融風險。要落實地方黨政同責，壓實各方責任，暢通機制、明確職責、分工配合、形成合力。要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提升金融系統幹部隊伍監管能力，提高監管數位化智慧化水準，一體推進懲治金融腐敗和防控金融風險，加快重點領域改革，做好金融市場輿情引導。要加強金融法治和基礎設施建設，深化信用體系建設，發揮信用在金融風險識別、監測、管理、處置等環節的基礎作用。

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出席會議，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席會議。

厲以寧90年代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成為這場重磅會議的熱詞 (2021/08/19)

發佈時間：2021-08-19 光華管理學院

厲以寧教授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提出和研究股份制的學者，“厲股份”這一稱呼也廣為人知......但很多人或許並不知道，近期備受熱議的“第三次分配”，在中國最早也是由他提出。

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三次分配”，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一理論，在國內最早是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厲以甯教授提出。1992年，他在《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響收入分配的三種力量”，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市場經濟》一書中又做了進一步闡釋。他表示，收入不應只有市場、生產要素進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強調節、引導慈善事業的“三次分配”，通過“三次分配”可解決收入分配難題。

厲以甯教授迄今已出版50多本經濟學專著，對於“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貫之。在《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經濟學的倫理問題》、《文化經濟學》等書中，厲以甯教授又從經濟、倫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對“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討與思考。

摘自1992年厲以寧發表的《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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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和政府以外的“第三種力量”

近期舉行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提到“三次分配”有何深意？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這一明確的信號與“十四五”期間“縮小收入差距、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直接相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會議強調，“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

如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厲以甯教授始終關注與研究的問題。2018年出版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2018》一書，集結了厲以寧從改革開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論文。其中，在《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一文中，厲以甯教授深刻分析了“富強”的內涵與現實意義，並提出“爭取實現最大的制度紅利——社會和諧紅利”，並用專門章節對“三次分配”進行解析。

厲以甯教授指出，所謂“第三次分配”，是相對於“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而言的。市場主導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在市場發揮調節作用情況之下，參加工作或進行投資的人，按市場規律取得自己的那一份收入。但由於每個人獲得的收入多少不一，總會形成收入的差距，而收入差距過大是不利於社會和諧的，於是就會有“第二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導下的收入分配，是指政府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政策等進行收入調節。比如，徵收的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也包括了對於財產較多的人徵收的財產稅（如房產稅），對於貧困戶則給予津貼、補助等，都屬於“第二次分配”。政府通過收入的調節來縮小社會上的收入差距。通過這種方式，每個人的收入都成為稅後收入，而低收入人群不僅不用繳納所得稅、財產稅，而且還能得到政府發給的津貼或補助。

“第二次收入調節”以後，社會上還存在較大收入差距，這時就進入“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於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包括通過社會公益事業把人們捐贈的錢財用於幫助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人們自願從事的幫助低收入家庭脫貧的捐獻，如幫助孤寡老人、病人、殘疾人、兒童，還包括人民自願提供的各級各類學校的獎學金等。此外，在針對洪水、地震、泥石流、長期乾旱的地區救災活動中，也會有不少人或向慈善機構捐獻，或自行向受災群眾捐款，這些都屬於“第三次分配”的範疇。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第三次分配”的捐款數額是逐漸擴大的。中國也有相同的趨勢，相關的法律法規正日益完善。

“第三次分配”與倫理、文化息息相關。厲以甯教授在《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專門列出“重視第三種調節——文化調節”一小節。他提出，在我國過去的幾千年歷史中，相當多時期處於動盪階段。那時市場是失靈的，政府是癱瘓的，但社會之所以得以延續下來，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後，道德調節也應發揮作用。我們要重視第三種調節，即通過道德力量來調節，也就是文化調節。

如何做好“三次分配”？

厲以甯教授認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後，社會協調與發展方面依舊會留下一個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較大還是較小，都意味著在社會協調發展方面還有一些工作要去做。因此，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由於“第三次分配”是人們自覺自願的一種捐贈，因此它的影響是廣泛的，它所發揮作用的領域是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無法比擬的。

關於“如何做好三次分配”，厲以甯教授也指出過解決路徑。

厲以甯教授表示，第一次分配中，可以通過三個途徑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第一，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因為物價上漲，最低工資標準不提高，當然無法提高勞動收入水準，那麼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就下降了。而且一旦最低工資標準有所提高，其他相應工種和等級的工資待遇就會提高。第二，農產品銷售價格要逐步提高。在農村，種糧食是最不掙錢的，種糧食的人是很窮的，所以農產品銷售價格需要逐步提高。第三，要大力創辦農民專業合作社，推行農業產業化，讓農民從延伸產業鏈條中得到更多實惠。

厲以寧認為，在第二次分配中，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慮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第一，對貧困戶和災民進行救濟。政府要加大對貧困地區扶持力度，出臺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實施不同的扶貧項目。第二，利用稅收調節。如個人所得稅問題，不僅僅在於提高徵稅的起征點，更重要的是根據家庭的負擔，根據家庭的收入來調節稅收。因為單身的人與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他們的負擔是不一樣的。第三，現在是到需要考慮遺產稅、贈與稅這樣一些問題的時候了，這是第二次分配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

關於第三次分配，厲以寧表示，凡用於公益事業的捐獻，應該免稅，讓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財產用於公益事業，這也是國外的一些經驗。從第三次分配著手，相信可以縮小現在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問題，事關人民切身利益，也關乎改革發展穩定之大局。第三次分配也越發受到高層和各方關注：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要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此次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再次釋放出重要信號。經濟學家們認為，要進一步擴展第“三次分配”的範圍，增加個人捐贈的規模和總量，將潛力發揮出來，還需要制定好相關的制度和政策。

厲以甯教授，男，漢族，中共黨員、民盟盟員，1930年11月出生，江蘇儀征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他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參與推動我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參與推動出臺非公經濟36條以及非公經濟新36條，對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另外，在國有林權制度改革、國有農墾經濟體制改革以及低碳經濟發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榮獲教育部第六屆及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

中國的共同富裕，已經在路上

2021年08月20日11:22 | 來源：人民網-強國論壇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近日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

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此次會議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自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提出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十三五”時期，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城鎮新增就業超過6000萬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10億人……今天，廣大人民群眾過上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足的生活。

“共同富裕既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平均主義的富裕，而是鼓勵、支持全體人民在改革發展中通過勤勞致富、創新致富、發展致富、改革致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共同富裕是文明全面提升的社會形態。

在浙江大學民生保障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文炯看來，共同富裕是“富裕+共享”。“前者是發展，因為我們目前還不夠富，需要通過持續發展不斷地富裕起來﹔后者是共享，因為現在的貧富差距比較大，因此要重點解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群體之間的差異。”

“共同富裕是否就是殺富濟貧？”何文炯表示，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隻要是通過誠實勞動與合法經營，他所獲得的財富應該得到有效的保護，隻有這樣，大家才有創業、創新和奮斗的積極性，社會財富才能不斷增加。“所以，我們必須要讓先富起來的人繼續保持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同時讓更多人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甚至成為高收入者。”

如何促進共同富裕？

此次會議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何文炯表示，雖然我們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躍上了新的台階，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隻有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把“蛋糕”做大，進而縮小差距，推進共同富裕。他認為，關鍵是要注重以創新驅動促產業轉型升級，積極培育完善要素市場，優化營商環境，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我們還應把握好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的關系。既要讓‘錢袋’鼓起來，也要讓腦袋富起來。”有網民留言說。

在不斷做大“蛋糕”的同時，也要重視分好“蛋糕”。會議指出，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則是發揮社會力量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這三種分配制度的協調十分重要。”遲福林認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更要注重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公平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釋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三次分配被首次納入基礎性制度安排。”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告訴記者，三次分配是社會主體建立在自願性的基礎上，以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的分配。他建議，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通過制度、法律等各方面配套支持，大力發展慈善事業。

共同富裕的步伐如何？

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在提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時，鄧小平同志也不斷強調先富和共富的關系，提醒人們“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

進入新時代，推動實現共同富裕被擺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在描繪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時，明確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如何探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之路，成為“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重要目標。不久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發布，這意味著浙江將走在全國前列，探索和實現共同富裕。

人民網“強觀察”欄目記者梳理發現，近段時間，從部委到地方都在加快謀劃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人社部近日公布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以高校和職業院校畢業生、技能型勞動者、小微創業者、農民工等為重點，不斷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江蘇、四川等地近日密集發布相關規劃，強調完善企業工資分配決定機制，促進企業建立健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努力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

“實現共同富裕需要不斷擴大中等收入人群規模。”李實表示，擴大中等收入人群規模不僅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也是擴大消費需求、促進消費升級的重要途徑。

此外，會議還強調，要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兜底救助體系、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

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的明確要求。今年4月2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21個部門發布《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准（2021年版）》，從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優軍服務保障、文體服務保障等9個方面明確了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具體保障范圍和質量要求。

“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何文炯表示，基本公共服務是保底的，是基於每一個國民的基本權益而設置的，它對於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基本發展和基本尊嚴，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立惠及全國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和體系，對於實現共同富裕而言尤為重要。”遲福林說。

有網民留言，“天時地利人和，中國的共同富裕，已在路上，行穩致遠。”